4月10日，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在数据隐私安全、心理保护机制诸多方面对AI伴侣等新兴业态提出了规范。《办法》自7月15日起施行。

至此，快速壮大又不乏争议的AI拟人化互动产业，正式进入有规可依的发展阶段。

早在2013年，电影《她》就讲述了主人公西奥多与操作系统“萨曼莎”相恋又遭抛弃的故事。这段曾被视为科幻想象的关系，如今正以更具体、更日常的方式在全球各地上演——有人向AI倾诉情绪，有人将其视为“最懂自己的人”，也有人在长时间互动中产生情感依附，甚至发展出某种新型浪漫关系。

但与此同时，争议也随之而来：当AI可以“模拟共情”，它仍仅仅是工具？当用户将隐秘情感乃至行为边界交付给AI，这段关系应如何界定？当风险开始显现，责任又该由谁承担？

从科幻电影走向现实生活，再进入监管规范，AI陪伴已不再只是一个技术话题，而成为横跨伦理、法律与社会心理的现实议题。

“情绪生意”崛起

AI陪伴的迅速走热，并非偶然。

当前，孤独感正在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社会情绪。在快节奏生活与原子化社交结构之下，“不打扰他人”逐渐成为一种默认选择。腾讯研究院调研显示，98%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尝试AI社交陪伴，其中近一半人坦言，更倾向于将负面情绪投射给AI，而非向亲友倾诉。

“即便朋友，也很难做到始终忠实地倾听，但它随时在线。”一位用户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习惯与AI交流。

在需求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，AI陪伴迅速升温。

“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AI陪伴赛道呈现出明显的爆发式增长态势。”艾媒咨询CEO张毅表示，一方面资本持续加码，初创企业密集入局；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快速释放，推动行业从探索阶段进入加速发展期。

调研机构QuestMobile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3月，AI社交互动单月人均使用高达167.9次，远超短视频和游戏。

AI陪伴加速渗透，数字增长背后的关键推动力是技术进步。

在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惠天看来，随着大模型能力提升，AI具备更强的语义理解与情感响应能力，进入自适应个性化阶段，不仅能感知用户情绪，还能根据用户偏好、历史行为进行回应，实现更为亲密自然的互动。

目前，以Character.AI、ChatGPT、豆包、元宝等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，已经能够进行细腻连贯的对话，甚至逼真地模拟共情反应。它们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和过往对话，甚至会根据用户的情绪状态调整回应方式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陪伴对象。

“当前社会的孤独焦虑问题凸显，AI陪伴需求正从‘可选消费’转向‘刚性需求’。”心言集团创始人兼CEO任永亮表示，这一需求正向青少年成长陪伴、老年人适老服务等细分场景延伸。

在产业侧，相关布局也在持续深化。从早期单一聊天工具，到融合文本、语音与虚拟形象的多模态产品，AI陪伴正成为大模型落地的重要方向之一。张毅认为，随着产品形态的丰富与商业模式的探索，行业有望迎来结构性“质变”。

当需求、技术与资本在同一时间点汇聚，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几乎成为必然。市场调研机构ARK Invest预测，2030年全球AI社交陪伴市场规模在乐观情况下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，相比2023年的3000万美元，年复合增速超过200%。

风险已经显形

如果说AI陪伴的兴起源于对情感需求的回应，那么硬币的另一面，也越来越不可忽视。

芬兰阿尔托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，跟踪分析了一款情感陪伴类AI应用的长期用户数据。结果显示，AI确实可以提供安慰和支持，但用户的表达中也出现更多焦虑、孤独、抑郁甚至自我伤害等负面信号。

对此，研究人员的解释是：AI陪伴的优势恰是其隐忧所在。它持续回应、不知疲倦，对社交困难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；但久而久之，可能推高人们面对真实关系的心理门槛，让人与人的互动显得更“费劲”，导致用户主动减少与他人的联系。

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王江指出，通过算法精密设计出的拟人化互动服务，具有无条件陪伴、迎合式反馈与模拟共情回应等特点，为用户构建了一个稳定持续、无需承担现实责任的虚拟“完美关系”。长期使用可能导致部分用户沉迷其中，影响共情能力、处理分歧等现实社交技能。

对于青少年和老年人而言，这类风险尤为突出。

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调研了20多家企业发现，目前AI陪伴类产品的使用人群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老年人，因为儿女不在身边感到孤独，情感需求强烈；另一类是未成年人，很多留守儿童以及在家校沟通中存在障碍的孩子，特别需要陪伴。

“当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长期置身于高仿真、强情感的交互模式时，可能陷入更大的情感操控，面临更加严重的心理风险。”张毅认为，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，AI对人性需求的深度挖掘和迎合，可能引发沉迷问题，进而影响其价值观的养成。

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在国内一个超1.4亿用户的AI应用平台上，竟提供可以绕过监管下载大尺度涉黄AI互动陪聊软件的渠道，未成年人也能自由下载。不法开发者以“免费交友”“智能陪伴”为噱头，在中小学生聚集的平台进行推广，把未成年人拖入泥沼。

更严重的情况下，当AI被设计得过度顺从与迎合时，会模糊危险边界，将用户的极端行为信号误判为正常偏好，最终导致悲剧发生。

极端案例已引发警觉。去年4月，美国一名16岁的少年自杀。据报道，他生前长期向ChatGPT倾诉自己的苦恼。他的家人起诉母公司OpenAI，称ChatGPT不仅未提供帮助，反而详细指导其自杀计划并协助写遗书。

与此同时，AI陪伴还触及一个更为隐蔽的领域——数据与隐私安全。

不同于一般应用，AI陪伴涉及用户情绪、行为轨迹等高敏感数据，一旦被泄露或滥用，可能触发算法操控等复杂的治理问题，影响远超普通信息安全事件。

“可以看到，AI陪伴所带来的风险绝不只是‘说错话’，而是对个人认知、心理状态乃至行为决策的持续影响。”任永亮说。

竖起治理边界

当风险逐步显现，如何为AI陪伴划定技术和监管边界，成为绕不开的问题。此次《办法》出台，从监管层面对相关风险进行了系统性回应。

《办法》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。针对未成年人，明确不得向其提供虚拟亲属、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，同时建立未成年人模式，提供使用时长限制等个性化安全设置选项；加强对老年人健康使用服务的指导，以显著方式提示安全风险等。

“《办法》努力在技术发展与风险治理之间寻求平衡，为这一新兴领域的法治化治理奠定了较为清晰的政策基调，也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切。”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研究员李汶龙认为，这一思路与欧盟以及美国部分州的AI监管思路类似，即“划定红线”而非“一刀切”式禁止，核心就是通过风险分级与边界设定，对其运行方式加以规范。

但要从规则设计走向实际治理，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。

如《办法》要求服务提供者识别用户过度依赖、沉迷倾向，并加以提醒。“但在具体执行中，如何界定‘沉迷’本身就是个难题。”李汶龙说，如果一个用户连续与AI陪伴应用互动数小时，但并未涉及私人敏感话题，这种高频使用是否被认定为沉迷？在缺乏明确行为阈值和情境判断标准的情况下，平台执行要求存在较大解释空间，也增加了执法层面的不确定性。

这类困境同样出现在心理风险识别环节。“比如用户说出‘我想消失’或‘生活真没意思’这类微妙的语句，仅依赖算法进行语义识别，很容易出现误判。”李汶龙表示，语言具有高度情境性与多义性，而模型在理解隐含情绪和潜台词方面仍存在局限。

推动《办法》更好落地，需明确沉迷分级量化阈值。为此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、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建议，轻度沉迷为单日超4小时、连续7天日均超3小时与AI互动；中度为出现戒断反应、替代现实社交；重度则涉及极端诉求。可结合情感意图分类技术，搭配行为监测、情境验证、人工复核等手段，确保识别精准。

构建“干预机制”，也被认为是关键一环。

“当在会话中出现自杀、极端暴力或医疗处置等高风险话题时，系统需从顺从式回应切换为干预式引导，及时提供风险提示，并在必要时联动专业机构的人工支持。”白惠天建议。

在完善干预标准、构建分级闭环体系方面，吴沈括提到，可以将弹窗提醒升级为分级响应流程，对于轻度依赖通过强制冷却、弱化拟人化回复引导合理使用；对于中度依赖采取强制中断、推送心理疏导或反馈监护人等措施；对于重度危机立即人工接管，联动相关机构干预并留存记录。

“大型平台具备较强的技术与资源储备，能够率先建立合规体系，但对于中小平台而言，若缺乏明确的能力支持与实施指引，恐怕难以真正落地相关要求。”李汶龙提醒，亟须在监管层面形成分级指导与能力扶持机制，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平衡推进。

“《办法》中的要求需要被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合规工具，包括自杀风险识别机制、人工接管流程、交互日志留存与审计制度等。这些能力，构成未来落实《办法》的合规基础支撑。”李汶龙说。

《办法》还提出，采取数据加密、访问控制等措施保护用户交互数据安全。

AI陪伴依赖长期记忆与个性化建模，但这也意味着对用户敏感信息的持续采集与处理。专家强调，应坚持“最小够用”原则，明确数据采集范围、使用目的与保存期限。同时，实行差异化数据管控，如未成年人禁止永久记忆，成年人记忆功能需授权且可一键清除。

“优化治理的核心是实现风险可识别、干预可执行、责任可压实、创新有边界，构建政府、平台、行业、用户共治格局。”吴沈括建议，探索联合多部门执法，畅通监督渠道；运用技术赋能监管，建设监测平台，筑牢监管防线；对规模达标的平台定期作安全评估，适当建立创新容错与阶梯处罚机制等一系列措施。此外，也需加快出台配套标准与保护指南，进一步细化细则。

“这套正在形成中的治理工具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预防AI陪伴可能带来的现实风险，有待实践检验。”李汶龙说，而真正可持续的路径，并非简单收紧或放开，而是在动态评估风险的基础上，不断校准平台责任与技术能力的边界。

（来源：科技日报）